7月28日，2025年“溯源新思想论坛”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围绕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与文化遗产保护，作了主旨发言。

浙江是稻作、蚕丝、茶叶、漆作、瓷器的主要起源地，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实证地，世界最早或最早者之一的独木舟、水利设施等的发明发现地，也在浙江。这20年，浙江考古为构建浙江大历史，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历史脉络的展示、为中华文明灿烂成就的展示、为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展示作出了重大贡献。浙江考古填补了浙江百万年旧石器时代的空白，建立起自万年上山文化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和年代，以浙江地点命名的上山、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良渚、好川、钱山漾、肩头弄等考古学文化，几乎涵盖了长江下游史前至青铜时代的全貌。

潮新闻记者专访了王巍。

潮新闻记者：今年是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实施20年，您怎么看浙江近年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成果？

王巍：我觉得这些年，浙江的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首先，重要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从前几年的井头山遗址，到这几年的下汤遗址，包括良渚遗址的考古发现，不断改写我们的认识，给我们惊喜。河南因为长期作为都城，在各个时代都有考古发现，但是浙江，不是数千年作为都城存在，但是在各个时段都有重要的考古发现。比如万年上山遗址，再比如这两年衢州皇朝墩遗址，发现了9000年前的水稻田等等，这一系列改写我们认识的重要发现，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皇朝墩遗址壕沟及稻田区航拍

第二，就是考古遗址的保护与传承，以良渚为例，不仅有良渚博物院，还有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还有对遗址的全面监测、数字化展示等等。而除了良渚这样的“巨无霸”、“航空母舰”，还有不那么有名的遗址，比如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它不是靠遗物的丰富，而是各方面的考古研学介绍、考古知识的分享等等，做得非常好。所以我到各地经常推荐，我说，你们去浙江，一要看良渚，二要看安吉古城的遗址公园。还有遗址博物馆，跨湖桥遗址是我们遗址博物馆的典范。

所以，从方方面面讲，浙江的文化遗产保护确实走在了前面。

潮新闻记者：如果要说背后的原因，您觉得有哪些？

王巍：第一是理念新。浙江不是仅仅靠文物本身，而是确实把总书记说的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落到了实处。虽然这件事全国都在做，但是浙江给我感觉是，不做则已，要做就要尽力做到最好。

正是这样一股劲儿，现在浙江方方面面的工作，不仅仅是遗产保护，在文化各个方面，都是不做则已，做就要尽力做到最好。这是非常可贵的品质。

潮新闻记者：去年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20年。2020年开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了第五阶段的研究，2023年11月29日，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良渚遗址外围新发现近20条水坝，初步廓清了良渚遗址群经历了利用山前地貌建设散点式聚落，到规划建造水利系统、莫角山和反山，再到构筑带有城墙、外郭的良渚古城等三个发展阶段。而2019年年底，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了“考古中国——从崧泽到良渚：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2020-2025年）大课题，去年揭示了良渚水利系统的完整结构。良渚古城遗址，是这两项国家级大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良渚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一直在进行中。您如何看良渚考古在整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作用和意义。

王巍：对于这点，我觉得要高度称赞。有的遗址往往评上“十大”就万事大吉了，领导重视那劲儿也过去了，但良渚确实持续在做。比如原来良渚水坝发现十几条，现在增长到20条，以前我们对良渚古城的结构等轮廓性的认识已经清楚了，但是还有很多方面的细节，或者是色彩还不够清楚。通过一年一年持续的工作，我们对这张图画，既看到轮廓，又有细节，甚至还有色彩。良渚遗址的意义不一般，就像总书记说的：“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确实，现在国内还没有哪一个遗址像良渚这样，当我们谈到它进入早期文明社会的时候，能够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因为它是一个全链条——都城、宫殿、大墓、礼器、礼制，等等。所以，我们看到浙江的考古人在持续把这样一个图景更完美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良渚塘山长堤结构的新认识

潮新闻记者：您一直很关注浙江考古的动态，尤其是浙江史前考古的新发现。今年，浙江仙居下汤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下汤遗址发掘领队仲召兵在采访时跟我说，您看到下汤的新发现后，第一时间就调去了材料，您认为下汤对于理解整个文明化进程，是一个很新的资料。在“十大”的终评会上，您对新发现的墓葬很有兴趣，也提问了仲召兵。能否具体谈谈您对下汤遗址的理解，在您看来，它的独特价值是什么？

王巍：什么叫中华文明探源？其中一个问题，是研究我们何时进入文明社会，现在，良渚提供了5000年的实证。但是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形成，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按照我的说法就是形成于5000年，那起源于什么时间？现在通过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的材料，8000年前开始出现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分化，我认为文明的起源是从社会开始出现分化为开端的。

但是下汤的这个材料，它比贾湖还要早一些，而且那么多的墓葬在一个大台子上，让人高度关注。过去我们觉得八九千年都是平等的社会，按照贾湖的材料8000年前社会已经开始出现分化。下汤遗址的墓葬能够确定的话，那就把时间大大往前推了。

下汤遗址发现墓葬

所以当时我马上建议他们做人骨检测，人骨没有保存，但我们在土壤中可以分析出当时是不是有人骨的存在，我也在一直关注，在等着消息，我也把中国科学院的分子生物学团队介绍给了考古队。前几天我又问了，因为5月份才取的样，现在还没有出结果。但不管是不是人骨的材料，起码一个大台子上有3个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而且随葬那么多陶器，即使它是祭祀的遗迹，也表明当时的信仰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文明包括物质的文明，精神的文明和制度的文明，在信仰的层面，也可以说改写我们原来的认识。所以我高度关注下汤的发现，它太重要了，这不仅是在上山文化中多了一个点，更是在整个中华文明起源进程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潮新闻记者：除了良渚和上山，浙江商周考古这些年成果也很多，您也一直很关注，比如八亩墩遗址、皇朝墩遗址、石角山遗址，您多次去了现场，您如何看浙江的商周考古这些年的发现和价值？

王巍：对，这个也非常重要，因为夏商周时期是我们说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就是夏商周王朝引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浙江有几项重要的考古发现，比如原始瓷的发现。在河南，比如早商的都城，在二里头遗址都发现了原始瓷，那么，它究竟是当地生产还是来自南方？现在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应该是在南方，而且现在看来在浙江一带发现了相当于夏商时期的原始瓷窑。包括这几年新发现的衢州石角山遗址，我应该是中原做西周考古的学者里第一个去石角山看的，一看非常重要，衢州衢江的政府也很重视，持续在做发掘和研究，揭示了一个原来认为是西周，现在可以往前追溯到良渚文化的城址。这就太关键了。

而且，这个区域在浙江西南部，它的社会发展并不是大家想象的落后的偏远地区，这又让我改观，原来觉得偏向一隅，但所谓的偏隅，向南连接福建，又跟江西联系。包括八亩墩大墓，那也是完全改写我们的认识。原来我们只知道越国都城在绍兴，现在安吉发现了八亩墩，那是越国王级的墓葬。我也一直在关注它，今年5月，八亩墩越王陵也正式对外开放了。所以浙江夏商周时期考古工作改写了我们的认识，文献中根本没有记载，以为这是不毛之地，现在看来包括越国的兴起，在这里都能找到它的历史渊源。

2025年5月，八亩墩越王陵正式对外开放

这些考古发现，都值得称道，颠覆了我们原来的认识。还有井头山遗址，那也是完全改写我们的认识。原来觉得海滨好像不是那么发达，但井头山让我们了解了一个史前村庄的生活，食物种类如此丰富。以前考古工作相对比较薄弱的区域，甚至空白的区域，如今都填补了空白，所以在这方面宁波余姚也是高度值得称赞的。

潮新闻记者：我记得201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40周年，您来杭州参加活动，在现场说了好几个“感动”和“典范”。您说让您很感动的，就是浙江考古人的持之以恒。另一个就是“学术兴所，人才兴所，发掘保护利用的社会责任感”。您现在怎么看浙江考古事业的发展？

王巍：我觉得离不开考古人。因为他们的执着，他们的薪火相传，从牟永抗、王明达，到刘斌、方向明等，始终是围绕重大学术问题组织精兵强将。

还有一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开放的胸怀。很多省不愿意让外边人参与进来，而我们在探源工程中，良渚的工作有多少个团队在合作参与。包括更早的时候，1995年-1998年在桐乡普安桥发掘，中日联合考古。如今，很多团队都在浙江开展工作，这才是一个应该有的胸怀。因为当时没有省界，整个中国是一盘棋，我们描绘整个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途径，哪一个团队有它的优势，就发挥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浙江考古的胸怀、眼界、格局是值得称道的。

还有持之以恒，不是浅尝辄止。有些地方发现了城址，两条探沟，知道什么年代就完了，就像黑熊掰玉米。而浙江发现了重要的迹象就会持续不断工作，良渚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

良渚考古队在八角亭合影

潮新闻记者：浙江的新石器考古，在全国可以说是一个标志，这和北方的考古有很大不同，你认为浙江的考古学文化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影响和北方有哪些不同？

王巍：中原地区考古，我们要讨论中原怎么和周围联系，它是一种交流和互动，有的时候中原对周围影响，有的地区是吸收中原，但是浙江的材料是远离中原的一个区域，相对独立的发展，但从万年的上山到8000年的跨湖桥，到7000年的河姆渡，然后到崧泽、良渚，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相对独立的体系。

当然，它跟周围有密切的联系，让我们知道了一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有些区域有断裂或缺环，但是浙江的材料，由于大家工作的持之以恒，把夏王朝建立之前的一个文化发展的脉络建立起来，然后再进一步研究它和环境的关系，研究它的精神层面，研究它的社会发展。在整个中华文明形成过程当中，它既有自己的独特性，又跟其他区域发生密切联系，我们可以了解全过程，这个很难得。

潮新闻记者：这几年全国开了很多考古博物馆，今年浙江首个考古博物馆——玉架山博物馆，在5月18日也正式亮相了，从玉架山的首次发掘到博物馆的落成，经历了17年，如今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就在城市的中心。您觉得一个考古博物馆对城市发展的意义是什么？从考古发现，到遗址保护、研究，再到博物馆展示，在我看来，这构成了一个考古发现的“生命线”，您觉得这条线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意义在哪里？

王巍：我觉得这一点也很值得说。以考古博物馆为中心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创举，它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文化遗产保护、文物保护和旅游、建设等等之间的矛盾。

我们当年曾经长期置身这种矛盾中，现在我们把对立的双方变成了同盟军，甚至变成了同一个队伍当中不同的部分，更重要的是调动了各级政府的积极性。

而且对于大众来说，以前到了遗址，啥也没有，就是一块牌子，现在有遗迹可看，有遗址博物馆可看，还有解说、阐释，还有数字化的感受和体验，让大众近距离了解什么是真实的考古。

2025年，浙江首个考古博物馆——玉架山考古博物馆正式开放

以前很多青年人了解考古是从盗墓小说来的，里边有没有机关，会不会飞出个什么来，现在我们了解真实的考古，要了解精准的知识，而不是带着各种目的一种解读，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现在各类博物馆热，一票难求，这种现象最高兴的是我们考古人。原来的考古知识偏冷，大家看不懂，现在通过博物馆，口耳相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兴趣，我觉得是全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全民文化素养的提高，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增多是一个重要的表现。

什么叫社会主义强国？每个人的文化素质有质的提高，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在其中，我觉得在这方面浙江也走在了前面，所以我打心眼里为浙江各方面的发展，包括文化事业的发展高兴。

潮新闻记者：这些年，浙江打造了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鲜明辨识度的浙江文化标识，新增了很多遗址公园，如何建立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擦亮世界文化遗产群金名片，让公众与文化遗产走得更近，您有哪些建议和展望？

王巍：我觉得第一是各方面协同配合，各负其责，缺一方面都不可以，包括保护、利用、数字化的展示、宣传等等。第二是相互学习。我到各地都鼓励他们看良渚、看安吉等等，各自都有好的经验方法。但是不要固步自封，尤其是数字化展示、沉浸式的感受体验，包括洛阳、西安有很多做得很好的经验，我觉得在沉浸式的方面，还有提高的空间，要真正让大众有兴趣。

还有就是刚才说的持之以恒，这也是浙江的经验，一张蓝图绘到底，这也是我们的期望。

 记者 马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