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安糖厂”工业遗址普查点。 通讯员 余盛强 摄

车行山间，拐过一道道弯，堆在后座的激光测距仪、皮尺等设备，随着车的颠簸，不时碰撞出“哐当”声。作为温州瑞安的一名文物普查员，张海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上班路”。他说，这样的山路算好了，有时进山普查文物，还得靠老乡的砍柴刀开路。

当前，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四普”）工作正在如火如荼进行，计划到2026年之前，全面掌握我国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分布、特征、保存现状、环境状况等。温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现有950处文物保护单位和18000多处有古宅、古井、古道等古迹，普查工作面广量大。

文物普查员除了要有好体力，能上山入水、日行万步，还要有哪些看家本领？数字化给文物普查带来哪些新变化？日前，我来到瑞安，跟着张海民等人一起去“寻宝”。

现场“寻宝”需要火眼金睛

“这是瑞安所有文保单位、文物点的分布图，我们要逐个进行实地调查、登记。”瑞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办公室里，几台电脑一字排开，墙上挂着一幅文物地图，有着20多年文保工作经验的蔡永烈为我进行“岗前培训”。

“普查过程中，对新发现的文物，要作好文字、照片和图纸等记录；对复查的文物，了解自上次调查以来有无变化，逐项记录、拍照，掌握现存情况。还要把普查的信息上传到文物普查数字化平台……”我逐一做好“课堂笔记”。蔡永烈介绍，文保所里共有工作人员10来人，一般按3至5人一个小组到不同的普查点同时开展工作，同一个小组里有的负责画图、记录，有的负责航拍、测量等。

“走，出发！”随着蔡永烈的一声招呼，我穿上文物普查员的工作马甲，快步上车，跟着其中的一个小组出发了。车辆沿着104国道行驶，绕过弯曲的村道，在瑞安塘下镇沙读村的一处山脚停下。同行的普查员，有的扛着测量杆，有的手提无人机箱子，我拿起圆盘卷尺，一起上山了。

“就是这儿了。”大约步行了20多分钟，我们在半山腰停下。只见眼前几个巨大的石头覆盖在土地上。一旁的标志碑上写着：草儿山石棚墓。蔡永烈介绍，石棚是我国古代一种墓葬形式。瑞安的马屿棋盘山石棚墓，2001年就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此之外，近些年来瑞安还发现了许多石棚墓。草儿山石棚墓就为前几年新发现，目前已列入瑞安市文保点，正是这次普查的对象。

到一个普查点，先要核对普查点名称，然后测量位置。普查员张海民拿着RTK测量杆（实时动态测量工具）进行文物坐标位置测量，这种杆子高1米多，大拇指那么粗，一头有一个球形数字盘，另外一头是尖尖的触角，可插到地面，笔直立在那里，数字盘上就能精准地显示出此处的地理坐标。

“东经120°38′22.2217″，北纬27°50′32.8248″。”我当张海民的助手，记下他报过来的第一个点位的坐标位置。由于对坐标数字不敏感，每写两个数字，我都要停顿一下。“我们要多打几个点，把几个点围成一个圈，才能更准确地确定文物的东南西北四至位置。”张海民说，他们将测量位置点叫“打点”。之后，他又根据文物的四至范围，移动RTK测量杆的位置，打了四个点。我一一记录数据，写了几次后明显熟练许多。

其他几位普查员，有的拿出相机，拍摄现场实物图片，有的用无人机航拍周边环境。“就是这个位置，有几个石头，很像石棚墓。”普查过程中，当地村民还提供了新的线索，普查人员仔细检查了周边环境，测量登记后作为疑似文物线索上报。

测量快结束时，我蹲下身，发现一块嵌在腐叶中的陶片，正要伸手去捡，被普查人员拦住了。“你看这个是黑釉旋螺陶瓷片，色彩与普通的石头不同，这些是文物普查的标本，要用标本袋收集起来。”蔡永烈说着，拿出标本袋，小心翼翼地将其放进去。

“这个有价值吗？”我又指了指地上的一个小石头，向蔡永烈请教。“这个很松软，就是一般的石头，如果有锋利的刀口，就可能有使用过的痕迹，那就有做标本的价值。”我在心里感慨道，看来，文物普查不仅要细心，也需要眼尖。

要会察言观色，挖掘细节

刚结束完对石棚墓的“体检”，我们又驱车来到临近的汀田街道金凤社区，远远望去，两个约五层楼高、青砖砌成的巨大烟囱耸入云霄。“这个也算文物？”我疑惑地问。

“根据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标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价值的信息点位也可作为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纳入普查范围。”瑞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林思思向我介绍，这两个大烟囱是一处工业遗址。

正在说话间，曾在该厂工作过的几位老员工也如约赶了过来。“岑岐糖厂，全称‘地方国营瑞安综合糖厂’，它曾是瑞安最出名的国营四大厂之一……”曾在此工作过的陈朝麟说，这是许多瑞安人的共同记忆，有历史价值。

“这个工业遗址，之前还没有列入文保点，基础数据都还没有，这次我们不仅要完成它周边设施的调查，还要收集它的历史资料。”林思思刚向我介绍完后，又切换成了当地方言与几位见证者攀谈了起来。

“这是当时办厂的一些收入票据，这是营业执照……”我一边帮着记录，一边分门别类地收集、整理，把老照片、票据等装进档案袋。“看，厂房的墙基位置，还能看到。”林思思在交谈中一听到有用的信息，就让我帮忙记录下来。“要会察言观色，要让历史开口说话，挖掘细节，要找到物证。”林思思说。

“这工厂很大，依山而建，上面还有几个水泥做的水塔。”陈朝麟又领着一众人，来到了半山腰，只见一个巨大的水塔造型的水泥圆柱筒立在山间。我跟在林思思后面，沿着水泥边缘查看，递上测量尺，一起测量。“半径7.4米，外圆厚1.4米。”我压低卷尺，看了看尺子上的数据，普查人员又核对了一遍，才记录下来。

“小心，别踩空了。”一旁的普查员再三提醒。我稍微一转眼，只见右侧是陡峭的崖壁。“通过无人机把周边的环境记录详细一点。”在林思思的指挥下，几个普查员，轻松地从山地里越过，又飞起了无人机，航拍大烟囱的周边环境。

数字手段让普查更“聪明”

“这次普查，设备的专业性、技术性更强了，测点位误差小于1厘米。用这个移动采集终端拍摄的照片，还能显示经纬度。”普查员孔梦真拿起一个类似于手机的移动终端设备向我介绍，一般每个普查点都要用这个移动终端来拍摄一张照片。

“拍照的时候，要把普查对象的保护标志碑或文物建筑远景拍进去，这样照片存档后便于今后查找文物位置。”在孔梦真的指导下，我拿起这个设备，它有一个摄像头，跟手机的拍摄功能类似，打开一个名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采集软件”的系统，点击拍摄，生成的照片上就会显示一个地理坐标的水印。

“我们需要对遗址、古建筑等进行多方面记录和数据采集，确保普查结果准确性和全面性。”孔梦真与我分享，对于初入文保队伍的她来说，这些高科技手段不仅大大提高了普查的效率和精度，也让她对文物点的分布范围、保存现状等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蔡永烈在一旁也向我感叹，几十年前，普查员出门，往往一个包、一个水壶、一个笔记本、一支笔。后来，普查工作队有了照相机，添加了GPS，但准确度依然不够。如今，使用RTK测量杆、移动终端等设备，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

“移动终端的功能还不止这些，数字化让普查工作更‘聪明’了。”张海民说着，也拿起这个移动终端向我补充介绍道，有了这个终端，在野外采集的很多数据都可以直接录入软件，回到办公室后，大家就要忙着将资料进行整理，上传电脑。

我也跟着学了起来，在移动终端输入普查对象：草儿山石棚墓，在基本信息中选择对象类型：大类为古墓葬，子分类为其他古墓葬等，登记文物普查的位置。现状评估，勾选“较好”。同时，导入边界坐标等具体信息，都填完校对后，点击上传，便在采集终端影像地图中生成了正射影像，接着可以绘制出文物平面示意图、位置图等。

“上传，经多级审核后，会汇总至国家文物局的数据采集系统，最终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林思思一边介绍，一边核对采集的信息。

据介绍，自从“四普”以来，瑞安已出动普查队员约260人次，覆盖“三普”普查点763个，对照省“四普”办提供的新发现文物线索清单以及群众提供的新发现文物线索等，逐处核查，初步明确新发现文物39处，审核并上传数据690条。

夜色渐晚，电脑前还在响着“劈里啪啦”的声音。“明天还要去6个普查点，我们要提早作些准备。”普查员又忙开了。

本报记者 应忠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