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霁翔：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师从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杰出专家。曾担任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历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北京房山区委书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以及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现任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出版《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等数十部专著，发表上百篇学术论文，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方面贡献突出。
让文化遗产有尊严
——知名学者单霁翔在《共富善治大讲堂》上的精彩观点
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保护文化遗产就是要让文化遗产有尊严，什么状态是有尊严呢？那一定是人们对遗产发自内心地热爱。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各级政府、文物工作者的重要职责，更是广大民众的共同事业。只有当地民众自觉、倾心保护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才有尊严，有尊严的文化遗产才有强盛的生命力，才能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惠及更多人的现实生活。
从文物保护迈向文化遗产保护
杭州是一座拥有丰富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其第一项世界文化遗产是西湖，第二项是大运河。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是活态的，是流动的文化，是触手可及的人文生活。我们要让大运河活起来，发展成为“有尊严”的文化遗产。
起初，对于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们认为其主要价值体现在水利工程与交通工程方面。然而，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大运河、编制并修改保护规划及申报文本，最终我们得出结论：大运河文化遗产是一处具有百科全书般丰富内涵的景观，与整个人文地理文化紧密相连。至此，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得以丰富。
通过保护大运河，我们获取了大量知识，真正实现了从文物保护向文化遗产保护的转变。文物保护与文化遗产保护存在显著差异。其一，文物保护侧重于文化要素，而在申遗过程中，我们认识到需要保护的是人与自然共同构成的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因此还需兼顾自然要素。其二，过去文物保护仅关注物质要素，而运河保护涵盖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文化遗产保护还需重视非物质要素。其三，过去文物保护多为静态保护，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万里长城等均已失去最初功能，如今成为研究与观赏的对象。而文化遗产保护强调对活态、动态元素的保护，例如江南水乡、传统街区和村落、民族村寨等。像周庄、乌镇等江南水乡，至今仍保留着传统生活方式与民俗活动，是活态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其四，过去文物保护重视古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却忽视了当代、现代遗产的保护，如今我们同样要保护当代遗产以及二十世纪的遗产。其五，文物保护的对象从一座桥、一座塔、一个古建筑，逐步扩展至历史建筑群、历史街区，随后又延伸至历史城市，实现了从点到面的拓展。但在纳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范畴后，我们还需保护商品贸易、文化交流、人类迁徙的廊道。其六，文物保护往往聚焦于宫殿建筑、寺庙建筑、历史性建筑、纪念性建筑，而如今文化遗产保护还需关注普通民众生活生产相关内容，如乡土建筑、传统民居、工业遗产、商业老字号等。
自2003年我们开始关注大运河，至今已逾20年，其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从最初单纯将运河文化遗产“保护起来”，到进一步使其“美化提升”，改善景观品质，再到如今追求“活化利用”，使其融入现代生活并发挥多元价值，大运河在这三个阶段中发生了切实且意义深远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大运河自身，更促使我们深入思考文化遗产保护的本质。首先，以何种态度进行保护？通过大量实践，我们认识到保护并非最终目的，利用也不是。过度保护古建筑，如修缮后封闭起来不让人们接触，反而会加速其腐朽；过度利用文物则会导致其损毁。那么，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才是根本目的。其次，由谁来保护？如今，这些文化遗产已融入我们的生活、社区和工作环境，文化遗产保护不再是政府的专属职责，也并非文物部门的单一工作，而是亿万民众共同肩负的责任，同时也是我们共同拥有的权利。只有亿万民众共同守护我们的文化遗产，它才能得以永续传承，这便是我们在保护文化遗产过程中形成的新认识。
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升级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不是目的，传承才是。过去我们立足把考古遗址“保起来”“美起来”，今天我们要让它活起来，“活”在现实生活中。杭州的第三项世界文化遗产是良渚古城遗址。2006年，考古学家于良渚遗址发现城墙，随后遵循沿着城墙探寻城门、沿着城门寻找道路、沿着道路探究格局的思路，在三年时间内竟发现了三重城墙。时隔不到10年，考古学家又在良渚遗址周边发现13条水利工程遗址，其中包含高坝、低坝以及长堤。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主流学术界广泛认可。
良渚遗址的价值还体现在其促使我们对文化遗址保护产生全新认识。在良渚遗址城墙被发现三周年之际，我们在良渚遗址召开了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提出“我们的考古遗址要像公园般美丽”这一口号。
长期以来我们虽期望将考古遗址转变为公园，但也有一些考古学家、历史学者乃至社会专家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考古遗址是科学研究的专属领域，而公园是供人们休闲娱乐之所，二者不可相提并论。然而，国内有些遗址区域内存在诸多棚户与企业，导致居民生活水平降低，遗址也难以得到有效保护，每日都面临被破坏和侵占的风险。正如湿地、森林能够成为公园，人们走进湿地、森林，能切实感受到它们对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进而产生热爱与呵护之情。倘若考古遗址远离人们的生活，大众无法体会其对现实生活的意义，便会不断遭受破坏与侵占。因此，当高句丽遗址、殷墟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等陆续成为世界遗产后，我们在此次会议上首次达成共识：考古遗址公园是保护考古遗址的重要手段。会议结束后，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一批共12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随后又陆续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
2019年，杭州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成功，中国一举成为与意大利并列的、全世界拥有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均为55项。但意大利国土面积较小，一座教堂、一片葡萄园都可能被列为一处世界遗产。相比之下，我国的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等，无论从体量、价值，还是所承载的责任来看，都远超意大利的世界遗产。不过，对于从事实际工作的我们而言，排名第一与否并非关键，数量多寡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抢救并保护了大量珍贵的世界级文化遗产，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如今，良渚遗址建成公园后，真正实现了如公园般美丽。其山形水系、地形地貌以及稻作农业景观得以恢复，城市格局也得以展现。良渚原本是一座水城，9个城门中有8个为水城门，当时良渚先民通过竹筏可达上海，这些区域均属良渚的统治范围。莫角山宫殿建筑群的水塔拆除后，宫殿格局得以呈现，文物出土地点也进行了保护性展示。遗址附近还修建了一座精美的博物馆，集中展示了80多年来出土的以玉器为主的珍贵文物。在完成这些准备工作后，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正式开园。由于我受聘担任公园顾问，所以每年都会前往学习，了解遗址保护情况。令人十分感动的是，通过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我们打造出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遗产地。此外，它也成为青年人学习的重要场所，每天都有学生前来开展研学活动，参与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学习古人的制玉技艺、房屋建造方法等。考古遗址公园理应成为人们学习的重要课堂，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文化绿洲。
挖掘文化遗产多元价值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通过各种方式让更多文物跟观众见面，这是保护的最好方法。如今，我肩负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之责。从学术层面而言，我认为若要使文化遗产发挥更为多元的作用，可对近百年来故宫博物院所藏古代文物及文物资料的内涵进行深度挖掘，并将其与当下的展览陈列、社会教育等方面紧密结合。20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将迎来建院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为此，我们筹备了众多用以纪念建院百年的项目，这些均是切实的举措，并非举办大型庆祝活动，而是更侧重于将故宫丰富的文化资源与文化遗产充分展示，回馈社会。例如开展文化创意产品的研发工作，旨在让民众能够将故宫文化带回家中。故宫所研发的文化创意产品目前已广泛覆盖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基于此，我们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即文化创意产品应从注重数量增长转向着重质量提升，更加关注产品的环保属性，以及使用者尤其是儿童的使用安全问题。
我们大力倡导“文化+旅游”“文化+社会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的融合发展模式，强调深入挖掘城市中的文化遗产资源。借助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将这些资源进行更为全面的挖掘与系统的凝练。2017年，我们首次将《千里江山图》全卷展开，并举办了“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展览经媒体报道后，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纷至沓来。如今，通过展览以及一系列文创产品的开发，《千里江山图》已广为人知。人们将其元素运用于家居装饰、工作环境布置、展览背景设计以及室外活动策划等方面，此外，它还融入了交响乐、沉浸式互动体验艺术展、舞蹈表演以及春晚舞台，实现了多领域的跨界融合。
当下，在频繁的外交接待活动中，文化遗产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当外国来宾参观故宫博物院时，我们会为其解读故宫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宫的红墙、黄瓦与蓝天，分别代表着三原色，理论上，这三种颜色能够调配出世界上的任何色彩。这象征着我们所处的世界本应是丰富多彩的，而非单调单一的。每个民族都拥有值得自豪的历史，也都理应拥有充满希望的未来。
（本报记者 吴晔 整理 通讯员 冯天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