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毘山遗址建筑基址群1考古发掘现场。

图为毘山遗址建筑基址6发现的地梁基础。

这是毘山遗址出土的卷云纹青铜尊残片。

图为毘山遗址出土的青铜矛。

图为毘山少年考古学院的学生正在毘山遗址研学体验。

在环太湖流域，毘山遗址是一个重要的存在。这座在上世纪50年代被发现的商周重要遗址，聚落规模有多大？建筑等级究竟有多高？几代考古人充满遐想和期待。

良渚古城的发现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斌曾说过：“我一直期待在这个区域会有三星堆一样的发现。”

眼下，毘山遗址考古发掘仍在进行当中，考古研究成果接连“上新”。毘山遗址经证实是我国东南地区迄今发现晚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区域中心聚落遗址之一，取得了近年浙江聚落考古的重要收获。

人们常认为江南地区要到春秋的吴越争霸时才再度崛起，毘山遗址的发现，刷新了学界对浙江商代考古重要性的认知。毘山遗址相关标本的碳14测年数据，集中于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000年，相当于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从浙江全域看，毘山遗址的发现证明在良渚文化之后，吴、越国崛起之前还存在一次文化发展高峰。

毘山遗址，藏着早期青铜时代东南地区文明化进程和吴越文明起源的密钥，每一次打开都像是拆盲盒一般，充满着惊喜和期待。

1.发现：“都城级”的中心聚落

仲冬时节，漫步毘山脚下，路边芦花摇曳、荒草萋萋，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远古气息。

沿毘山路向南穿过一片小树林，一阵飞鸟掠过，跃入眼帘的是一座巨大的开放式钢质考古大棚。不远处的工地上，十多名工人正在刨土、挖泥……来回忙碌。考古技师马金亮蹲在一人多深的土坑底部，用手铲在土里挖掘。毘山遗址项目负责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闫凯凯站在探方边的隔梁上，不时地探下身子，细细分辨挖掘出的一块块碎陶片。

谜底，或许就在这片田野之下，就在他们的手中。 

眼前的这片田野，曾耸立我国南方晚商时期的规模最大的高等级建筑群。“我们站的脚下就是其中一座建筑的回廊。你看，地面上有排列密集、分布规律的柱洞遗存。”柱洞是考古人员辨别干栏式建筑遗存的重要证据。顺着一排排柱洞，古建筑留下的痕迹依稀可循。闫凯凯告诉记者，“目前揭露的整个建筑基础约4000平方米，在这上面分布了不同的建筑，相互分隔，相当于是一个大型的院落，规模庞大。” 

摸清这些建筑的分布和类型，是闫凯凯的主要工作之一。今年上半年以来，闫凯凯带领考古人员，又在麻雀田地点完整揭露了3处建筑基址。其中建筑基址9面积600多平方米，考古人员在其北侧、东侧发现了同时期的3段河沟，河沟宽有8至9米，深1米左右。河沟东侧和北面小树林下方，同样沉睡着晚商时期的建筑遗迹。“河沟或与建筑的取排水相关，但也可能是用来区分不同建筑的是界沟。”显然，闫凯凯对这种格局相当眼熟，“形似二里头都邑的多网格式布局。北方通常是路网，南方则利用水沟、河道作区分。不同区域可能住着不同身份或不同血缘关系的人。”闫凯凯说。

考古人员经过仔细勘探发现，河沟自西向东一直延伸到100多米外的陶家田地块，与毘山遗址环壕（一种环形沟渠）连通，而且这些河沟彼此间可能相互连接。　

环壕，是古代聚落或者特定区域的边界，像一个围绕着村庄或重要地点的大圈圈，通常是人工挖掘出来的，起防护作用。 

此前发现的绕毘山山体一圈壕沟，西面依托三里桥河和龙溪港，平面呈南北向椭圆形分布。壕沟以内面积约33万平方米，相当于半个北京故宫大小。壕沟最宽处约30米、深约2至3米。从发掘点情况来看，壕沟的主体使用年代为后马桥文化时期。在壕沟以内沿龙溪港侧麻雀田，考古人员发现了晚商时期大型建筑基址群。 

东区发现的4座小型基槽式房址，呈长方形分布，面积均在40平方米左右，顺着闫凯凯手指，遗迹尚能依稀分辨。西区则为大型建筑基址区，目前共发现了9座。其中建筑基址6揭露最为完整，由三排基槽和一排柱坑组成，占地面积约425平方米。基槽内残存木柱的直径近60厘米，柱下皆有长条形的地梁铺设。

干栏式结构建筑早在河姆渡遗址曾出现过，是采用向下夯打木桩的方式构建，“毘山遗址，显然是延续了南方新石器时代的建筑传统。只是，毘山遗址的建筑遗存结构更为复杂，做工更加考究。”闫凯凯介绍，建造时一般先开基槽，再在基槽内垫木板，然后在木板上立柱，这样的建筑结构会更加稳定，不易下沉。 

当我们连连惊叹时，闫凯凯又带我们走进考古大棚。掀开覆盖地上的保护薄膜，呈现在记者眼前的是一座干栏式建筑基址和高台建筑组合的“超级工程”，这是整个毘山遗址的地标。位于中心部位的高台建筑，由黄褐色土和砂土垒筑而成，面积约 628 平方米。高台厚约3.5米，土堆中间高两边低，像帽沿一样向两侧延展。考古人员认定这是建筑底座，起到抬高建筑地势作用。“登上土坡看，所有建筑尽收眼度，气势恢宏，可见其重要性。”高台顶面有一层厚约 1.2 米的烧土堆积，出土了一些较为完整的原始瓷豆、 器盖以及印纹硬陶罐等。台顶发现了50余处柱坑，边缘还有较多廊柱，显然高台建筑具有特殊的功能性意义。

“超越了普通居民生活居住的建筑形态，是专门供毘山贵族使用的高档场所，具有礼制、仪式性的意义。”闫凯凯称，如此规模和复杂的建筑形制显示出统一规划和严密设计，这在我国东南地区商周考古绝无仅有，“是目前晚商时期中国南方地区所见同类型建筑遗存中最大的一处。”

“台地后来不断堆垫，被沿用，说明又有人来这里生活了。”考古人员在高台不仅零星发现了一些汉六朝遗物，还有唐宋墓葬。

山东大学教授栾丰实说，“从目前的考古发现可以印证，晚商至西周初年毘山应为环太湖地区较大范围内的一处都城级中心聚落，相当于现在的省会城市。”

在2023年10月15日召开的毘山遗址考古发掘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十余位考古专家和学者，一致认可了毘山遗址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中华文明探源首席专家、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赵辉称，毘山遗址考古发现成果“期待已久”。

2.探秘：远古江南的“鱼米之乡”

毘山遗址考古工作站，坐落在湖州市农科院东北角一幢简易围合式板房内，面积仅400平方米。东西两侧为办公室、宿室和食堂。院子南侧堆满一个个蓝色货箱，箱子里装着毘山遗址出土的大量原始瓷、硬陶片等。

冬日的阳光透射到四方天井里，温馨又宁静。马金亮等几名技师正在清洗、编号、整理……毘山遗址主动性发掘已持续了十年，但也只掀开了遗址厚重历史的一小角。“挖掘建筑是最难的，良渚古城挖了80年，毘山遗址比良渚古城小三分之二，考古工作还要持续多年。”闫凯凯说。

毘山遗址北临太湖、东临杭嘉湖平原。地理位置优越，草木繁盛、河网密布、田垄纵横，自古适宜人类居住。

先秦旷古奇书《山海经》南次二经里有对湖州地理风貌的记载：“又东五百里，日浮玉之山，北望具区，东望诸毗。苕水出于其阴。”

“这里的浮玉，或指是湖州的浮玉山，苕水就是苕溪。”湖州文史研究学者徐勇告诉记者，毘山大型聚落遗址，和《山海经》所描述的时代相吻合，也与三星堆差不多同一个时期。“那个时候，中原文明已经很发达了，但长江下游是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发展到什么程度，等待考古发掘为我们揭开。” 

上世纪90年代，为配合城市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对毘山遗址先后进行过6次考古发掘。2014年至今，通过主动性考古调查与发掘，毘山遗址中心聚落总体布局逐步清晰起来。 

“约3000年前，毘山遗址就形成了以环壕做空间区划的城壕聚落，好比现在的城市环路格局。”闫凯凯说，考古人员在环壕外围金家土斗遗址点，发现了大量“后马桥时期”的陶豆、三足盘等残次品，不少器物表面起泡，或歪扭变形，应是一处制陶作坊遗存。因此考古人员推测在环壕之外，各遗址点可能有功能上的区分。“这也符合大型聚落内部或周边有手工业作坊分布的规律。” 

为了解毘山遗址所在太湖南部地区先秦时期的宏观聚落格局，考古人员同时开展了系统的区域考古调查工作。调查范围集中于东苕溪以东的吴兴区东南部和南浔区西部。截至目前，调查遗址共 65 处，新发现聚落遗址 12处 、宋代和晚商时期的窑址 2处、 墓群 3 处。良渚文化时期出现聚落发展的第一次高潮，马桥文化至东周时期是第二次发展的高潮。“显然，晚商时期的区域中心应该在毘山，西山遗址和下菰城遗址，可能是仅次于毘山遗址的次一级中心聚落。”

在毘山遗址，出土了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和“后马桥文化”的丰富遗物，文化堆积相当丰富。毘山遗址的诸多历史遗迹，映见浙江文化根脉源远流长。

早在2004年，考古人员曾在毘山北坡的西北角，发现了一条南北走向、宽约16米的“毘山大沟”，这是太湖流域地区较早的河渠工程，其尺度大小、流向，与现有的入湖溇港毫无二致。

“毘山大沟”的发现，揭开了竹木围篱透水技术的神秘面纱，证实早在4000多年前，正是利用这一技术，湖州先民才攻克了在软流质淤泥基础上开沟排水的难题，也因此加快了溇港和圩田的形成。

在毘山遗址邱家墩地块，考古人员曾出土80多件春秋时期捕鱼用的陶制网坠，大小不一、造型各异。毘山遗址距离太湖不到 10公里，可以想象，2000多年前的湖州先民，他们大规模使用绑了陶坠的渔网出湖捕鱼，在夕阳染红的太湖边，捕鱼归来鱼满仓的喜悦心情。

除此之外，在毘山遗址历年发掘的遗物中，还有大量的石钺、石犁、石刀、石锛、石镰和各种型制的纺轮，显示了当时发达的农耕文明。“也坐实了数千年前，太湖南岸就是江南典型‘鱼米之乡’”。

生活在“鱼米之乡”，湖州先民的“食谱”也是相当丰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植物考古专家武欣在毘山遗址马桥文化地层中发现了大量农作物种子的遗存，有碳化稻及小穗轴，还发现少量粟、黍、大豆、红小豆，以及桃、甜瓜、菱角、芡实等植物种子。考古人员通过浮选法，筛选出炭化稻米占到98%，显示出南方稻作的特点。考古人员猜测，“毘山遗址的聚落里，会不会藏有一座大型粮仓呢？”

闫凯凯说，探访这样的上古遗址，是需要一定想象力的：碧水纵横，绿树繁茂，花香鸟语。他们依水而居，种稻、养蚕、捕鱼、采菱、制陶……过着男耕女织、繁荣富足的安逸生活。 

拂去尘埃，毘山先民的生息劳作、烟火气跃然而出。

几千年前美好生活的瑰丽画卷，与如今美好生活的日新月异，竟是如此吻合。

3.期待：3000年前的繁华再现

用铲子刮着土堆，泥沙被层层刷落，直到一块锈迹斑驳的卷云纹青铜残片出现，闫凯凯心头一阵惊喜，“能出土这样的奢侈品，此地非同一般”。

毘山遗址是浙江地区唯一一处出土过商代卜骨、卜甲的古遗址。2006年出版的《毘山》报告中，列举了考古发掘和采集的铜器有13件。至今，包括青铜尊、铙、矛、刀、镞等各类青铜器，已出土20余件。“和中原、三星堆的不同，毘山出土的大部分是实用青铜器，而不是祭祀或者艺术类的。这说明当时的人们还是比较讲究务实的。”

商周之际的中国，除了中原地区的商朝殷墟，仅以长江流域来说，上游有四川三星堆、中游有湖北盘龙城与江西吴城，都是璀璨夺目的青铜文明，但长江下游却长期“低调”，“毘山遗址的出现，无疑填补了区域空白。”闫凯凯说。

毘山人使用的青铜器，又是来自哪里？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职副书记罗汝鹏介绍，在东苕溪上游，小古城遗址发现了铸铜使用的石范，不远的余杭跳头遗址又发现了铸铜遗址，“可能来自中原的铸铜技术，造就了东苕溪流域的早期青铜业的生产。”

或许3000年前，太湖流域的湖州先民和北方的古蜀先民大概知道彼此的存在，并开展互动交流。

“毘山遗址出土的陶鬲，就是中原地区比较流行的一种三足炊器。以前在宁镇丘陵和江汉平原都有发现，但到了太湖流域就极少见了。”闫凯凯说，可见毘山遗址在中原和百越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应该是那个时期南北多元文化交流的中转站、汇合点。”

离毘山不远处的东苕溪中游河谷山地间，密布着150多座夏、商、周原始瓷窑址群，烧造时间持续1300余年。这里出产的原始瓷和硬陶，远销长三角和中原一带。考古发现，在赣西北和赣东都有和毘山遗址相似的器物出土，如瓦棱三足盘、三角形足、高三足盘等。河南等地贵族墓葬出土的原始瓷、硬陶器，外形、纹样与毘山以及周边窑址出土的基本一致，可能属同一产地。“原始瓷很可能是通过东苕溪汇集到毘山中心聚落，然后借助便利的水上交通流往更远的北方，供应了中原商文化的消费。”闫凯凯分析道。

“晚商时期，毘山遗址在环太湖流域有相对独立的发展体系，物质和文化丰富，其重要性相当于浙江‘三星堆’。”湖州市博物馆原馆长潘林荣说，下菰城商代城址和毘山商周中心聚落遗址的确认，围绕城址与遗址的大规模手工业集聚区的存在，以及毘山周边密集的商周土墩墓群，使本地区这一时期的聚落分布与区域中心逐渐明朗。因此，可以大胆推测，“毘山遗址或存在规模宏大、社会组织复杂的部落酋邦或方国。”

放眼良渚文明陨落以后，吴国、越国正式立国之前的太湖流域，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以毘山为中心，近百万平方米遗址里，埋藏着3000多年前浙江一带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说，毘山遗址的重要发现，是东南地区吴越文化考古的重要突破。“让我们对马桥文化社会的复杂性认识、以及在长江流域文明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它与中原文化交流、多元一体化中发挥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晚商时期的毘山遗址，是其聚落规模最大、文化遗存最为丰富的一个阶段，是一处区域性的中心聚落。从目前发掘的遗物来看，毘山遗址出土的代表“后马桥文化“遗存，它源于马桥文化，后发展为西周越文化。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等国内多位专家提出支持以“毘山文化”的称谓来替代“后马桥文化”。“从出土器物组合及其特征、分布范围来看，毘山遗址文化遗存是环太湖地区晚商时期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已比较清晰，其文化面貌独特，有着充分的考古地层学证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说，“毘山文化”的提出，将有助于完善和丰富环太湖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谱系。

知古鉴今，鉴往知来。

目前，占地约103公顷的毘山考古遗址公园已启动建设；根据已知考古材料，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的卢漫教授带领团队，正在试图通过数字化复原这座超级建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张士轩，作为全省首批文化特派员之一，也驻点吴兴区湖东街道，助推毘山遗址的活化展示利用以及后续的文旅融合项目。 

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回到这座晚商时期的浙北古城，更深入地触摸他们的社会与生活，一窥3000年前的越地繁华。

遗址名片

毘山遗址：1957年发现，位于吴兴区湖东街道毘（pí）山南麓，西临湖州主城区，北距太湖不到10公里，属东苕溪下游。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是浙江境内已发现保存最大、最为完整、堆积也最为丰富的夏商时期大型聚落遗址。2013年，毘山遗址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和遗址的故事

与毘山不期而遇

张葆明（湖州市博物馆离休干部）

1957年，为疏通东西苕溪下游入湖水道、减轻主城防洪压力，当地组织干部群众对三里桥港进行拓宽疏浚。1958年通过开挖黄泥港，将三里桥港与钱山漾直接打通。

当年三里桥港只是一条狭窄河道，河上有一座不大的单孔石拱桥，开挖河道时在拱桥堍发现了一些铜箭头，后来在河西岸金家土斗发现了泥质灰陶豆、三足盘等遗物，在河道的其他地方也常有零星的陶片、石器出土。我作为吴兴区文教局干部，在工地劳动，因为我曾去观摩过钱山漾遗址考古现场，就觉得这些出土物很可能是文化遗存。我便把这些物件全部归拢后，立即电告了省文管委。后来，浙江省博物馆派周中夏、汪济英两位先生来现场进行调查，确认这是一处重要的古文化遗址。

1963年3月，毘山遗址被公布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次月，我又陪着钱山漾遗址的发现者慎微之先生，对毘山周边进行了较为仔细的踏勘调查，采集到完整的三角形石犁和泥质黑皮陶豆等遗物。

1980年，吴兴县（湖州）博物馆组织人员对毘山遗址的分布范围和文化内涵进行专题调查，采集各类标本176件，绘制了毘山地形和文物分布图，立了保护标志碑。不该被遗忘的是，当年还组建了一支业余文保小组，为毘山遗址保护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最早的一块龟甲残片就是当时文保小组组长沈炳泉上交的。经鉴定，该残片为商周时期占卜用的卜骨，这在浙江遗址中还是第一次发现，为国家二级文物。

半个多世纪以来，毘山遗址深深烙印在我心中。如今，听闻毘山遗址取得重大考古成果，甚感欣慰。（潘林荣 整理）

“不打不相识”的缘分

张士轩（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最早与毘山有交集，可谓是“不打不相识”。2013年浙江省文物局在省内遴选了8处内涵丰富、区位优势明显的遗址公布为浙江省首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此时，我在安吉县工作，在领导和业界前辈的带领下攻关“安吉古城考古遗址公园”。因为首批名单极为有限，平均每个设区市不足1处，所以视湖州市区的毘山遗址为头号竞争对手。万幸，安吉古城和毘山凭借各自优势获得专家亲睐，携手进入公布名单。

第二次相遇是在4年后的2017年3月21日。之所以记忆如此清晰，是因为我参加了省文物局组织的省级考古遗址公园中期评估。这是我第一次踏入毘山遗址，也第一次完整地了解了毘山遗址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一直到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艰辛历程。记得当时评估的重点是考古发掘现场和保护展示规划文本，似乎能够想象建成后的毘山考古遗址公园如同一页绿色的史书呈现在湖州市中心。

2022年，我调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考古工作。鉴于我从事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经历，今年我幸运地作为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被派驻到毘山遗址所在地吴兴区湖东街道富田家园社区。兜兜转转，十年之前的偶遇以为再无交集，不曾想只是序曲。不由得想起昨晚陪孩子一起诵读的一句诗，引用在这里非常贴切：“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也算是我对自己、对毘山遗址、对富田家园社区居民的一个美好祝福吧。

（记者  吴建勋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