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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廷济与早期全形拓
    发布时间:2021-03-04 来源:杭州日报

    全形拓近年成为研究的热点,研究者试图梳理出这种立体传拓技术发生发展的始末。然而由于资料不足,全形拓产生于何时何地尚不明确。种种迹象将其源头指向嘉庆初年的嘉兴。清仪阁也较早利用全形拓进行古器物传播,《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以下简称“《古器物文》”)所载全形拓引起广泛关注。张廷济身处嘉兴,以其地缘优势,周遭有不少优秀的拓工。进一步研究清仪阁藏器的全形拓本及同时期拓工的全形拓本,有助于厘清此问题。

    《古器物文》中的全形拓很多,通常人们关注者仅商爵四、仲凫簋一、明爵一。或曰此书是张廷济手写手拓的稿本,其实书中并无题跋明确表明是张廷济手拓。但据陈介祺所言,张廷济善棰拓,且为人细心,拓器时不至于有损伤。清嘉庆十四年(1809)张廷济客居北京,曾在孙均的百一山房手拓一日。孙均是著名古泉藏家,亦藏玺印。张廷济在这里亲拓古泉多种,可见于上海图书馆藏《清仪阁钱谱》。

    《古器物文》稿本中拓本众多,有些并非出自张廷济之手。如第五册《晋穆帝升平三年砖拓本》上钤印“程竹汀手拓”朱文方形印。其中的全形拓本是否出自张廷济之手,既无题跋证明,也没有明确传拓时间。台湾史语所藏《小校经阁金石文字》中也有与《古器物文》相同藏器的拓本,一是亚若癸戈,一是子父己爵。它们可以作为清仪阁藏品以全形传拓的时间见证,亦可见张廷济拓全形之水平。

    张廷济对吉金石刻的传拓也有个人习惯和喜好。首先传拓前必经过洗剔除锈。钟鼎彝器在出土时往往因腐蚀严重而影响其文字和花纹的清晰度。作为书法家,张廷济对文字本身更为看重,因而力求拓本中文字清晰,需要进行清洗、除锈等工艺处理。凡事皆有利弊。经过洗剔的字体虽然拓出来更清晰,但是过分洗剔导致金文字体略肥而失真。

    张廷济《跋史颂敦》曰:“海盐钱四寄坤客平湖酱园。取醯浸二宿,用针导之。朱绿如泥沙,字画遂毫无损失。寄坤为柞溪翁令子,风雅而有巧思类如此。”钱四,即钱以发(1767—1836),字含章,又字含贞,号寄坤,行四,浙江海盐人。钱柞溪之次子。清嘉庆十五年(1810)举人。鉴古能世其家学,工篆刻,《广印人传》有载。嘉庆五年(1800),黄锡蕃重辑《续古印式》,曾为其补摹缺印。张廷济为其作《感逝诗》一首,叙二人之交。清乾隆六十年(1795),二人相识于张燕昌之石鼓亭,此后道古往来四十余年。张廷济藏古印颇多,其中不乏钱寄坤所贻者。

    张廷济主张据原器摹拓。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据拓本和摹本摹入,时有差误,所据摹本,错误更多。张廷济所藏班父乙尊录入《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命名“册册父乙尊”,据拓本摹入,张廷济跋班父乙尊“积古斋录此,文中三点失摹”。洗剔除锈、原器摹拓都要保证文字清晰,减少错误。

    关于全形拓的拓法,就分纸拓和整纸拓而言,张廷济更欣赏后者,皆据器物本身所拓,并非先刻在木板上再拓,非分纸拓,而是整楮全拓,不事粘连。陈介祺则更欣赏分纸拓,以为更有古意。张廷济《周诸女方爵拓本跋文》:“张受之辛有为余以整楮精拓,不事连缀,天然画图,修短纵横不爽分寸,远出陈分拓本上,即对此图已足耽玩。”张廷济曾有至少两种诸女方爵全形拓本,一种分纸拓,一种整纸拓,张廷济盛赞张辛的整纸所拓全形。

    台湾“史语所”藏亚若癸戈拓本上有张廷济题跋:“嘉庆壬戌余购于京师。癸酉九月手拓金文寄椒升知己同赏之。”椒升,就是黄锡蕃。张廷济于清嘉庆七年(1802)购自萧楚翘处,嘉庆十八年(1813)手拓送与黄锡蕃。此拓本上右边为戈面,左边为戈背,与《古器物文》中商子执旗句兵拓本实为一器,拓本如出一手。但题跋较《古器物文》简略,正如跋文曰“句兵之说,则详余清仪阁钟鼎学中”,而《古器物文》此拓本上题跋累累,旨在详考句兵。张廷济说《古器物文》为自藏本,拓本的题跋内容在详略上是有明显差异的。所谓“清仪阁钟鼎学”应该是张廷济将其所写关于钟鼎金文的论述集中于一册,然后命名,正如徐同柏将其考释钟鼎彝器的著作命名为《从古堂款识学》。张廷济有一方印“张叔未钟鼎学”。款识学的研究对象是铭文,以考释为主,即文字学研究,而钟鼎学应该更关注于器物时代、流传、真伪的辨识。《古器物文》第一册中此器题跋时间是清嘉庆癸酉(1813)九月廿四日,显然是同时由张廷济手拓者。此二拓本可为张廷济传拓水平之明证。

    ——本文摘录自《西泠艺丛》总第72期“第六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选粹(下)——青铜器传拓(全形拓)研究”专题,《清仪阁与早期全形拓》,文/王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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