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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文物》双月刊 2020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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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动物文物与动物文化
    发布时间:2020-03-25 来源:浙江文物网

    2015年,有一本叫《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的书比较火,是一位名叫尤瓦尔·赫拉利的以色列年轻人写的。书的第一章标题,即是“人类:一种也没什么特别的动物”。当然,毫无疑问,人是一种动物,至今仍是。大约700万年前,人与猿产生了分化,然后渐行渐远。7万年前,人有了自我意识,也就是认知革命。这个时候,人类仍是一种也没什么特别的动物。15000—20000年前,早期人类在今天的法国南部的拉斯科洞穴(Lascaux Cave)留下的岩画,才让我们了解了早期人类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人类,也因此成了尤瓦尔·赫拉利口中“会说话的鬼”。岩画是原始人类遗留下来最早的文献。考察这些岩画,画的内容大多是动物,从早期的狩猎动物,到后期的驯养动物,包括兽类、鸟类和鱼类等。一直到早期的象形文字,动物图案仍是主体。去看那些古埃及文字,一只只动物栩栩如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动物在早期人类心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动物与人

    猿类属于杂食性的动物,尤其是对于人类这样在地面活动的裸猿来说,动物既是他们的食物来源,也是他们需要防御的天敌。因此,我设想,古人睡梦中全是和动物搏斗的场景,不是御敌,就是狩猎。日常话题也大多离不开动物。与动物打交道是原始人类生活的主要内容。心智的发展,尤其是组织化以及工具的使用,使得人类对抗动物的效率大大提高。尤其是农业革命之后,人类开始懂得种植和驯养。这一技术的使用,使人类这一物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获得了控制其他动植物的能力,也因此把其他动物远远甩在了后面。从此,没有一种动物可以和人竞争或者对人真正构成威胁。从此,人是人,动物是动物。然而,也正是由于人类的快速发展,并获得了超越其他动物的能力,原有的自然和生态平衡被打破了。地球上的动物开始大规模灭绝,尤其是那些与人类存在竞争和被利用关系的大型动物。现有的数据显示,北美原有47属大型哺乳动物,短时间消失了34属。而在南美,60属中失去了50属。像剑齿虎这样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的物种,更是在瞬间灭绝。

    从农业革命开始,人类逐渐实现了对动物的奴役和统治。桀骜不驯的狼成了忠贞不贰的狗;在原野上撒野的野牛和野马,被套上了羁绊,关在狭小肮脏的畜栏内,开始了终生的劳役;失去天空的鸿雁和失去山野的原鸡,也成了呆头鹅和大盘鸡。甚至一年一次的繁殖行为,也被人类利用,成了生蛋的机器。那些没有被驯养的动物,其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随着栖息地的消失,或委曲求全,或隐遁山林。但凡身上有点肉的,或者有点姿色歌喉的,皆招来杀身之祸。

    温饱之余,人类终于有了闲情逸致。他们把狮子、老虎捕来,不再吃它们的肉,而是看看这些昔日的山林之王在假山洼水之间走来走去;把孔雀和鸳鸯捕来,也不再吃它们的肉,而是看看它们怎样在人类面前继续求偶炫耀、谈情说爱;把画眉和鹦鹉捕来,也不再吃它们的肉,而是听听它们在笼中继续欢快地鸣唱,对人类说一声“您好!”然后人类从中获得了山林野趣、世事祥和的心理安慰。

    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人类往往一厢情愿地这么说。在漫长的相处过程中,他们在动物身上寄寓了太多的情感,创造出了丰富的动物文化。许多动物已经不再是动物本身,成了观念动物。动物是人类的朋友,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眼见山林湿地满目疮痍,野生动物濒危,一些忧心忡忡的生态和自然保护者也这么说。

    动物文化

    动物遗存留下来的,或成了化石,或成了遗骸。这些遗存当然可以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动物的事情。化石说的是关于古生物学的事情,遗骸说的是关于动物考古学的事情。古生物学太久远了,讲的无非是动物的演化和适应。动物考古学主要讲人,人与古环境的关系、人与动物的关系、人类动物观念的发展。追踪动物演化与环境适应不只依赖于动物化石,现代基因技术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历史追踪工具。从这个层面上,基因技术可以在动物考古学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都知道,近代人类的演化和扩散成果主要依赖于分子生物学的证据。

    除了动物遗存,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也留下了大量的动物文物。除了岩画和壁画,陶瓷、青铜器、石器、玉器、木器、服饰、书画,以及其他器物上,存在着大量的动物形象和动物图案。这些形象和图案不属于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它们是人类创造的,属于动物文化的范畴。一方面,它们与动物本身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动物的分布、演化与习性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它们又常常游离于动物本体之外,成为人类观念的寄托,存在着巨大的地域差异、时代差异和文化差异。

    它们说什么

    早期先人对于自然和超自然现象并不能严格区分,对于动物和鬼神估计也是视同一类的。只不过认为它们之间存在能力的差异。由于大量无法解释的自然或灵异现象的存在,他们自然认为存在一类具有超能力的动物,这些动物不同于身边的驯养动物和猎捕动物,它们是人类无法控制,甚至可以控制人类的动物。毫无疑问,他们对这些动物充满了敬畏和崇拜。龙、凤、饕餮、麒麟等就是这些动物的代表。由于这些动物常常来无影去无踪,先民们无法看清它们的真实面目,所以这些动物形象和图案最早出现时往往只有一个大致的抽象的外形,出于具象化的需要,慢慢才演变为具有多个动物特征的混合体。比如中国的龙,比较靠谱的说法,应该是雷电现象的物化,而凤凰,则是太阳的物化。对于这些自然界中不存在的动物,习惯上称之为神话动物,或传说中的动物。不久前,聆听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员的报告,学习了“观念动物”这个词。因此觉得或许称它们为观念动物更加贴切。

    当然,古人赋予动物以人类的观念并不仅此而已。许多史前文物上的太阳纹和叶芽纹同样寓寄了先人对太阳和植物生长的期望,也是法术和宗教的产物。这些观念图纹逐渐抽象化、符号化和标准化,出现在许多动物身上。此外,身边的动物,也被赋予各种灵性。这些灵性有些与这些动物的习性有关,有些可能毫无关系。不同动物所代表的文化寓意在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以中西方为例,可见一斑。如中国人视狗为低贱的象征,西方则视之为忠诚的代表;羊在中国人心中寓意吉祥温顺,西方尤其是英国,则认为羊生性淫荡邪恶;中国人听到猫头鹰认为不吉祥,是个凶兆,西方则把它视作智慧的化身。这种动物的观念化和符号化有时甚至达到泛滥的程度。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出现的以“鹿”代“禄”,以“蝠”代“福”,以“喜鹊”和“鹌鹑”寓意“喜庆”和“平安”,猴骑在马上寓意“马上封侯”,鹭站在芙蓉边上寓意“一路荣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动物文物,大多也属于艺术品,不同年代、不同区域、不同工艺的艺术品自然也呈现出不同的艺术水平和艺术风格。关于艺术,在此不作展开。

    那么,这些由人创作的动物文物,有没有反映一点自然史方面的信息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比如动物的驯养史,主要依据当然来自考古遗址的动物遗骸以及分子考古学的证据,但一些岩画和壁画的内容也可提供佐证。因为驯养动物属于古人身边最常见的动物,因而也常成为一些岩画和壁画的描绘对象。动物考古学显示,狗是最早被驯化的,时间大约在13000—15000年前,猪、黄牛和羊稍晚,大约是9000年前,猫和鸡8000年前,马和单峰骆驼6000年前,鸭和鹅5000年前,双峰骆驼和水牛4500年,鸽子3500年,驴2000年,而兔子的驯化历史只有短短的500年。除了驯化时间的早晚,驯化动物的扩散状况也可在动物遗骸和动物文物中得到反映。当然,对于动物文物如动物壁画的内容解读,有时也需谨慎。如一幅出自公元前2500年的埃及墓葬壁画中,描绘了瞪羚、曲角羚羊和剑羚戴着项圈,被人牵着在食槽中取食的画面。这并不能说明古埃及人驯化了这些动物,因为这些动物至今仍未被真正驯化。这倒可能是古埃及人捕猎了这些野生动物,试图圈养的证据。

    动物的消亡和扩散历史也可在动物文物中得到反映。早期动物的消亡和扩散历史,考古遗址的动物化石或遗骸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如大熊猫和剑齿象在1万年前还是广布物种,而如今,剑齿象灭绝了,大熊猫改了食性,隐姓埋名躲在秦岭一隅。大象(亚洲象)和犀牛(爪哇犀和苏门答腊犀)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还是常见动物,到4000年前的良渚时期,均已经从浙江消失。现在这两种犀牛均残留于印尼极小的范围内,属于极危物种。而亚洲象在我国仅分布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中,属于濒危物种。曾经认为新石器时代中国已不存在犀牛,河姆渡及后来的出土否定了这一观点。其实在商周的铜器中,就有独角犀和双角犀,与这爪哇犀和苏门答腊犀的造型是相吻合的。这也为这两种犀牛在我国境内长期存在提供了支持。动物消失是一个令人哀伤的话题。如果说剑齿象、犀牛和大象的消失还是久远的事情,那么有些物种的消失就发生在身边。比如也曾广泛存在于文物中的动物麋鹿(四不像)和虎(华南虎),麋鹿从我们身边的野外消失不过几百年的历史,而虎更短,只有几十年。

    动物分布及其种群动态,有时也可从动物文物中一窥端倪。比如花鸟画,古人不像现在,有鸟类摄影作为模特,或者带上望远镜到野外观鸟。出现在画中的鸟类无非两种:饲养鸟类和常见鸟类。只有这两种鸟类允许近距离观察描摹。观赏鸟类的饲养与现今并无多少区别。从这些画中或者文物中也可了解观赏鸟类的饲养历史。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出现在古代花鸟画中的野生鸟类。宋元是花鸟画的鼎盛时期,流行的是写实的风格。也即是说,当时的画家很少信手涂鸦。熟悉鸟类的人,从这些画中,你一眼就可辨认出画中是什么鸟类。五代黄筌的《写生珍禽图》和明代边景昭的《三友百禽图》也有类似的特点,其中每一种鸟都十分逼真,特征明显。黄筌是成都人,所画的每一鸟类均是我国南方,包括成都当地最常见的鸟类。确实,古代花鸟画中常见的鸟类也是我们身边的常见鸟类。从中也可看出,这些鸟类对人类环境的适应早就出现了,1000多年来,种群数量和分布并没有特别的变化。也因此,鸟类的地域性分布与画家的地域性分布有了对应关系。举例来说,白头鹎是一种我国南方常见的鸟类,如果出现在北方画家的手中,那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那些不易观察到的鸟类,比如鸻鹬类,大多属于候鸟,一般出现在滩涂湿地。在观鸟盛行,数码摄影普遍的今天,鸻鹬类是为人熟知的很大的一个鸟类群体。但在古代,却是很难被仔细观察的类群。因此,如果鸻鹬类忽然出现在古代花鸟画中也是很难想象的。

    结语

    动物文物的产生存在复杂的背景,渗透了自然和人文的诸多因素。动物文物的脉络,根植于人类动物观念的变化,又源于环境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更深一步,反映的其实是不同文明的演替,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至今还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它们一直在说话,但都被视如自言自语。倘若仔细聆听,用心思索,对于我们理解自然、文化,乃至文明的发展应有不少启发。(作者单位:浙江省博物馆)陈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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